本文摘要：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知名的政治家、书法家和学者。

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知名的政治家、书法家和学者。他的《广艺舟双楫》另辟蹊径尚变，为晚清书法艺术的发展修筑了新的天地。可以说道，《广艺舟双楫》给中国的书法艺术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，具备深远影响的文化意义。

康有为倡导临习六朝碑刻，力斥帖学的披靡之风。当然，他的阐述也朴实有一些偏颇和激越之处，如他的“扬碑抑帖”、“尊魏卑唐”等态度和结论引发了当世及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议。

但这并不影响《广艺舟双楫》在书法理论中的最重要地位。　　《广艺舟双楫》全书分六卷，分别从书体源流、碑品评论、用笔技巧、学书经验等几个方面阐释了他的书学理论。其中的核心思想乃是“法古”与“尚变”。

　　纵观全书难于找到，一个跨越全书的思想乃是“追求”。康有为指出“变者，天也。”在后人对文字的用于过程中也可以看见“由繁入珍”的变化过程，康有为指出这是人的本性大不相同。

这一点与康有为的政治情怀不无关系，康氏一生致力于变法图强，因此当其壮志未酬，政治上的悲哀郁结于心时，在这本书学理论著作中，政治上的“尚变”思想之后不会很大自然地带入其书学理论，进而沦为其书学理论的主导思想。　　“尚变”也可以解读为是康氏书学理论的目标。目标的具体不致拒绝有涉及的实行措施的经常出现。

于是康有为将“法古”的思想明确提出，使其沦为“尚变”的门路和途径。表面上看，“法古”与“尚变”是一对对立：既拒绝新的追求，为何还要效法古人？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？　　只不过这里的“新的”与“古代”只是比较的。康有为是要人们自学“古代”中的欢乐，进而求出“古风”下的变革与创意。

康有为将书法的发展过程做到了时代的区分。他指出在唐以前的书法为古体，唐以后的书法为今体。古体书法的巅峰时期即为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因为此时篆隶真草诸体已备，而唐以后的今体在字体上早已少有建树，其书法成就只是个人风格的首创，如“颜体”、“柳体”等。

康有为指出：“至于有唐，虽设书学，士大夫谈之常有。然缵承陈、隋之余，折其遗绪之一二，无法复分析，研谈结构，几若算子。截鹤续蚕，规整过甚。欧、虞、褚、薛，笔法虽惟亡，然浇淳散朴，古意已漓；而颜、柳迭奏，澌涅槃矣！”今体书法既是如此，那么摒之弃之亦不过分。

　　康有为还认为：“吾闻人能书者，辄言写出欧写出颜，不则言写出某朝某碑，此真为谬说。今天下人终生学书，而无所就者，此说道误将之也。至写出欧则研写出一本，写出颜亦研写出一本，意欲以终生，此奇谬之谬，误将天下学者，在此也。”指出书法不是起码临习一个人的风格就能懂的，就算是临习得再行相似，也终不是自己的风格。

因此要“所见博，所临多，煮古今之体变，合源流之更迭，尽得于目，尽存与心，尽订于手，如蜂采花，筹划乱，变化交错，自有效益。断非枯守一二佳本《兰亭》、《醴泉》所忘也。

”而要做这一点，毫无疑问就要“法古”，禅南北朝古碑和自学古人的笔法和其他技法，然后在了解自学古人的基础上，加以个人的充分发挥创意，就能写雄强、质朴、古趣盎然的新书法。“法古”只是“尚变”形式和途径。　　“法古”的主要措施具体来说就是“扬碑抑帖”和“尊魏卑唐”。

当然，这并非康氏的倡导。阮元、包世臣早已有涉及的“扬碑抑帖”之论的明确提出。

不管是“扬碑抑帖”还是“尊魏卑唐”都是为其碑学理论服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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